轉繼承可否適用代位繼承

在生活中，少部分老年人面臨與子女關系疏離，甚至子女先于自己離世的困境。此時，侄甥子女的代位繼承權利為這些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了物質保障與精神慰藉。然而，在繼承法律體系中，轉繼承與代位繼承在適用條件、范圍存在顯著差異，二者的交叉適用問題一直是學界和實務界爭論的焦點。在實踐中，無法清晰界定轉繼承中能否適用代位繼承的問題極易引發一系列復雜的繼承糾紛，嚴重影響繼承秩序與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因此，筆者認為，借助法理依據與實際案例，明確法律指引，對解決現實繼承糾紛具有重要意義。一、從案例看轉繼承與代位繼承的交叉困境（一）案例一：外甥女能否作為代位繼承人參與繼承被繼承人李某在2022年離世，沒有留下遺囑。李某與丈夫王某共有一套房產，且只有兒子小王。李某父親先于她離世，其母親陳某在李某去世后兩年即2024年去世。李某還有姐姐李大某、弟弟李三某，李大某在2020年去世后留下女兒胡某。現在，胡某申請繼承上述房產中屬于李某的部分。本案中，李某的弟弟成為轉繼承人并無異議，但胡某因李某及李大某均先于李某母親陳某離世能否實現代位繼承而成為轉繼承人，即轉繼承中有無代位繼承問題存在爭議。在此案件中，李某與王某共有的這套房產在沒有特別約定的情形下，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因此，當李某去世時，該房產一半歸王某所有，另一半則屬于李某的遺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的規定，第一順序繼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在李某離世時，由于她的父親已經先于李某去世，其母親陳某也在李某去世兩年后去世。因此，在李某去世時，陳某是李某的第一順序繼承人之一，李某的法定繼承人為丈夫王某、兒子小王和母親陳某。當陳某在2024年去世時，她的遺產應當由其法定繼承人繼承。此時，由于李某已經去世，那么小王可以作為李某的直系后代參與繼承，這是典型的轉繼承情況。本案中最為關鍵且存在較大爭議的焦點問題在于胡某能否作為代位繼承人參與繼承。（二）案例二：侄子能否代位繼承相應的遺產份額被繼承人張某于2023年離世，生前未立遺囑。張某與妻子林某育有一女小張，張某的父親早逝，母親趙某在張某去世后的2024年初離世。張某的哥哥張大某已在2021年去世，留下一子張小某。張某去世后，其名下一處商鋪及部分存款成為待繼承遺產。在處理遺產時，小張作為轉繼承人繼承趙某遺產份額并無爭議，但張小某能否基于代位繼承參與趙某遺產分配，即轉繼承中是否適用代位繼承產生了爭議。張某去世時，張某與林某共有的商鋪一半歸林某，另一半屬于張某的遺產。張某的法定繼承人是妻子林某、女兒小張以及母親趙某。在趙某去世后，張某的侄子張小某能否代位繼承父親張大某應得的份額，成為案件關鍵。面對這兩則案例的核心爭議點，基于轉繼承的情形，不同的人對代位繼承問題各抒己見，從不同的法律解釋角度、立法意圖解讀等維度出發，持有多樣化的觀點。二、轉繼承中代位繼承的存廢之爭（一）轉繼承中代位繼承的肯定論代位繼承肯定論主要包含兩種學說：代表權說以“被代位人”為繼承中心;固有權說以“被繼承人”和“代位繼承人”為繼承中心。有學者堅持固有權說，認為擴展代位繼承的適用空間可擴大代位繼承的范圍。在討論轉繼承與代位繼承的交叉問題時，支持轉繼承中存在代位繼承這一觀點的理論根基正是固有權說。例如，案例一中李某和案例二中張某的離世開啟了遺產繼承程序。依據固有權說的理論邏輯，李大某的女兒胡某與張大某的兒子張小某作為代位繼承人的地位與相應權利不容否定與削弱。在固有權說的框架下，胡某與張小某的繼承權利并非源自其直系長輩尊親屬的間接賦予，而是基于其自身作為代位繼承人所固有的權利。李某和張某的去世觸發了首次遺產繼承程序。此后，隨著李某母親陳某和張某母親趙某的去世，第二次遺產繼承程序也隨之啟動。在這一系列繼承過程中，胡某和張小某的權利始終存在且獨立，一旦滿足代位繼承的各項條件，這種潛在的權利便能夠順利轉化為實際可行使的、受法律保護的繼承權利。（二）轉繼承中代位繼承的否定說代位權說，又稱為代表權說，認為代位繼承人只是形式上的代表，僅代表被代位繼承人來參與繼承，不享有實際權利，只符合形式上可以代替被代位繼承人來繼承遺產的條件。代位繼承人的權利來源于被代位人的繼承權，如果被代位人存在喪失繼承權或放棄繼承權的情況，那么代位繼承人也隨之喪失代位繼承的權利。否定方秉承代位權說，認為在轉繼承的情境下不應承認代位繼承的存在。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規定，代位繼承的應用場景主要集中在沒有第一順位繼承人的情況，即當被繼承人的配偶、子女或父母均不在時，其兄弟姐妹才有資格成為繼承人，而這些兄弟姐妹的子女也才可能涉及代位繼承的問題。因此，從法律規定出發，否定說主張在轉繼承過程中，如果已有明確規定的第一順位繼承人存在，就沒有必要引入代位繼承。三、轉繼承中代位繼承的合理規制（一）減少法律體系的復雜化與內在沖突若在轉繼承中引入代位繼承，就可能會顯著增強法律關系的復雜性。在處理涉及旁系血親及其后代的問題時，代位繼承不僅提高了司法實踐對親屬關系和繼承權認定的難度，也可能導致家庭成員之間產生更多的爭議和糾紛。在現實中，第二順位繼承人之間可能平日鮮有交流，卻因為遺產繼承事務而相聚，分割一筆相關性不強的財產。從實際繼承案例來看，這些潛在的繼承人可能會表現出不配合的態度，引發財產爭議或難以全部召集到位。尤其是在家族結構復雜的情況下，如涉及多次婚姻、再婚家庭中的繼子女或非婚生子女等情形，確認誰具備代位繼承資格將變得更加復雜。因此，筆者認為，為了簡化繼承程序，確保繼承制度的可預測性，法律規定應該限制繼承人的范圍。此外，《民法典》在擴大代位繼承的范圍時具有一定的背景意義。隨著時代發展和社會變遷，我國不少家庭發展為“四二一”制人口結構，即四個老人、一對中年夫婦、一個孩子，導致法定繼承人范圍呈縮小態勢，容易出現遺產無人繼承的情況。基于此，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有人建議為了更有效地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避免出現遺產無人繼承的情形，應該適度擴大代位繼承的應用范圍。然而，在遺產已有明確的繼承人時，就無需將代位繼承延伸至被繼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二）防范遺產分配不公承認轉繼承中的代位繼承可能導致某些繼承人在同一順序內獲得超過其應得份額的遺產，從而違背平等繼承的原則。例如，案例一中的小王既是法定繼承人之一，也可能成為轉繼承人，雙重身份可能使他獲得過多的遺產份額。為確保公平公正，并維護繼承的合理性，法律規定應當避免因代位繼承而導致部分繼承人獲得不合理的額外利益。因此，在處理類似案件時，法院有必要謹慎評估繼承權的分配情況，防止任何個體因多重繼承身份而獲得超出其合理份額的遺產，從而保障所有合法繼承人的權益。（三）維護繼承順序的一致性根據我國遺產向內、向下流轉的規律要求和我國繼承傳統的原則，代位繼承人應與被繼承人之間存在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情感聯系紐帶，并在特定情況下能盡到扶養扶助的義務，其中以血親關系為重點。從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侄子女、外甥子女作為《民法典》新增的代位繼承人，在繼承地位上位列第二順位代位繼承人的范圍。從法律邏輯的嚴謹性角度進行剖析，繼承順序在整個繼承體系中應始終保持既定的連貫性與穩定性。具體而言，唯有在明確不存在第一順位繼承人的特定情形下，才能夠啟動由第二順位繼承人依法繼承的程序。這是繼承順序規則的核心要義與基本準則，旨在維護繼承的有序性、公正性以及可預測性。然而，一旦在轉繼承這一相對復雜的繼承情境中貿然引入代位繼承機制，就會導致繼承關系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異常的變數，進而引發繼承順序混亂不一、缺乏統一標準的問題，給繼承案件判定帶來極大的困擾。（四）保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筆者認為，適當限制繼承人的范圍，可以更有效地保護真正需要幫助和支持的家庭成員的合法利益。允許轉繼承中的代位繼承，可能會使原本處于邊緣地位的家庭成員或遠親參與遺產分配，而這部分人并非被繼承人生前最關心或依賴的對象。此種安排可能忽視了真正需要獲得經濟支持的家庭成員的需求，尤其是對于老年父母或未成年子女而言，他們更需要穩定的經濟來源以維持生活。因此，適當限制繼承人的范圍有助于確保遺產優先分配給最需要和關系最緊密的繼承人。此舉不僅能夠優化家庭內部資源配置，還能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原則，保障每個家庭成員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五）維護和諧家庭關系繼承事宜并不只局限于財產的分配與流轉，其深層意義在于牽涉家庭成員之間千絲萬縷的情感聯系以及錯綜復雜的社會網絡。在家庭這一基本社會單元中，親情紐帶的維系、成員間的相互扶持以及情感的交流互動均會影響繼承問題。從宏觀的社會層面來看，繼承問題由于涉及不同家庭之間的利益關聯、人際關系的協調以及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網絡的穩定與發展。因此，確定轉繼承中代位繼承的適用性，其意義不止于單純實現財產從一代向另一代的有效轉移的物質層面目標，更為了精心呵護家庭成員之間珍貴的情感聯系以及整個社會結構的和諧穩定。結語通過綜合考量法律的穩定性、操作的簡便性、分配的公平性以及家庭關系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