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證參與司法輔助探幽

公證機構的司法輔助業務是指公證機構根據人民法院的需要，在調解、送達、調查、執行等環節提供輔助服務的活動。這不是一個新生的事物，本質上是公證職能的回歸。就目前來看，公證參與司法輔助的形式主要表現為公證參與調解、公證參與執行、公證參與送達三種模式。相較于其他司法手段，公證業務具備提前性的預防和解決糾紛的作用，能夠很好地彌補空缺。并且，因公證的準證據屬性，也使得在發生糾紛時可以更清晰地反映事實，快速處理。因此，如何完善公證相關事務，使其更好地發揮作用，成為當前必須重視的問題。一、公證的司法輔助路徑——參與調解（一）公證的調解職能公證作為一項重要的非訟司法制度，其存在的終極意義是為了預防訴訟，承擔部分非訟職責，而非簡單的證明作用。公證文書的優先證據效力和強制執行效力也使公證調解與其他類型的調解有著顯著的區別。《公證程序規則》第五十六條規定：“經過公證的事項在履行過程中發生爭議的，出具公證書的公證機構可以應當事人的請求進行調解。”它以法規的形式明確了公證機構的調節職能。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要深入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加強與公證機構的對接，在家事、商事等領域開展公證活動或調解服務。如上海楊浦區公證處的蔡煜工作室、律政公證處的笑寒法官工作室都是公證調解的有益嘗試。《云南省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條例》《江西省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條例》更是以立法形式明確規定公證機構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對民商事矛盾糾紛提供、參與調解服務。（二）公證調解的種類公證調解的種類經歷了從單一到多元的發展演變過程。從最初的家事、借貸類發展到合同糾紛、侵權糾紛等，涵蓋了法院民商事案件的各種類型。公證機構日常辦理的公證，如金融類公證中，賦予債權文書強制執行效力；家事公證中，能夠證明當事人之間的財產約定；知識產權公證中，形成對侵權產品購買、網上侵權的證據固定……公證本身就是人民法院的金融糾紛、家事糾紛、知識產權糾紛的訴源之一。在新型訴源治理模式下，經過公證的案件，在調解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也充分發揮了公證在訴源治理中的價值。（三）公證調解的模式一是集約調解模式。以江蘇省徐州市公證處為例，其創新構建的“公證調解+公證法律意見+司法確認”多元解紛模式，由徐州市公證協會人民調解委員會選聘徐州公證處的業務人員為調解員，在糾紛當事人自愿申請調解的前提下，進行調解。調解成功后，該調解委員會出具人民調解協議書，公證處出具公證法律意見書，調解委員會與法院再對接。當事人若有需求，法院則可進行司法確認。此舉促使案件在不同組織之間快速流轉，改變了之前“一訟到底”的解決糾紛模式，達到了預防糾紛、減少訴訟、止爭解紛的目的。二是特邀調解組織、調解員模式。法院將公證機構整體視為適格的調解組織或將公證機構的執業公證員視為適格的調解員，接受法院的委派，協助法院進行訴前調解工作。在具體的調解實踐中，它表現為兩種模式：一種是獨立調解模式，公證機構指派公證員承接調解案件，公證員以特邀調解員身份獨立主持調解；另一種是輔助調解模式，調解過程以法官為主導，公證員負責輔助性事務。三是人民調解委員會模式。在公證廣泛參與法院訴前調解的基礎上，成立公證人民調解委員會，有效化解基層法院的壓力。公證機構本身的中立、公信特質，公證員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積累的調解經驗，使得公證人民調解委員會與其他人民調解委員會相比，在調解的專業性、手段的多元化等方面具有無法超越的優勢。如，江蘇蘇州、黑龍江雞西等地級市都由當地司法局牽頭，成立了公正行業調解委員會，積極引導當事人以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總之，鑒于公證員的專業素養和獨立性，其作用已不再局限于簡單的調解，而是涵蓋了從聯系協商到文書擬定、送達的全流程服務。即使是無法成功調解，也起到了證據固定的作用。在調解過程中制作的現場工作記錄，對無爭議的事實以及無法達成一致的事實的詳實記錄為法院審理階段提供了審判指引。二、公證的司法輔助路徑——參與執行（一）參與執行和解執行和解是在執行程序中當事人經平等協商就變更執行依據所確定的權利義務關系自愿達成協議，從而使原執行程序不再進行的制度。但是，由于和解方案往往涉及利息、違約金等重要事項，所以當事人需要較強的專業知識，才能避免自治過程中遭受損失的情況。公證機構參與執行和解，利用其中立特性，提供衍生服務產品，當事人可以借助公證機構在調查取證、代書文書、代辦產權變更登記事務等方面的專業性，還可借助公證對債權文書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功能，隨時跟進了解協議履行情況。（二）參與終本案件法院擬終本案件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執行人員定期通過執行查控系統對終本案件集中查詢，一旦出現有可供執行的財產，則會恢復執行。公證參與終本案件主要表現為，公證機構通過盡職調查，出具終本調查報告，對公證參與的終本案件集中管理；定期查詢財產、回訪申請執行人，出具評估報告，一旦發現新的執行財產，報告法院及時恢復執行。公證機構參與終本案件，利用系統查詢、實地勘查、明察暗訪等多種手段，讓“老賴”無處遁形，維護交易秩序和社會公平正義。（三）參與執行保全法院強制執行過程中的公證保全，各地公證機構均有不同程度的參與。依法院的申請，公證機構對強制執行過程中如強制騰退、搶救性現場清點、無法聯系的被執行人財產清點、登記、封存等全過程進行保全證據公證。公證機構作為中立的第三方，既能證明強制執行過程的合法性，也為日后可能出現的糾紛提供證據支撐。同時，在保障執行順利進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執行人的合法權益。但是，目前，公證參與保全還沒有上升到司法輔助的高度。正因為如此，相較于調解、執行和解等，執行保全是公證參與司法輔助的突破口。三、公證的司法輔助路徑——參與送達公證參與送達，除電子送達、EMS郵寄送達外，其突出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直接送達方面。在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當事人拒收或無法聯系的狀況，公證機構往往會根據當事人預留的或向公安部門查詢的住址直接上門送達。上門送達如遇拒收，送達人員會采用留置的方式并保全送達的全過程。如，湖北省襄陽高新區人民法院為避免因送達問題造成案件無法推進的情況出現，便委托襄陽市公證處司法輔助小組參與送達，對整個送達過程進行記錄、公證，切實解決送達難的問題，使得法院的案件能夠順利排期開庭。四、公證參與司法輔助的困境（一）宣傳力度不夠長期以來，公證的社會認知度遠遠低于律師等法律工作者。社會大眾對于公證處工作內容的認知往往僅限于“蓋個章”而已，并不清楚公證處是參與經濟、社會活動的法律服務部門，出具公證書是需要嚴格遵循法律規定進行的法律程序。公證在訴訟中的作用更未被大眾完全認識，甚至人民法院對公證的職能也未必有很深的了解。（二）人員力量不足公證參與司法輔助，絕大部分采用的是“人海戰術”，規模化的公證處司法輔助中心派駐人員多達幾十上百人。對于小規模的公證處而言，喪失了人數優勢，使得其參與司法輔助的能力大大降低。以江蘇為例，人員總量超過百人的公證機構寥寥無幾。（三）經費保障欠缺公證機構雖然是非營利性機構，但其自收自支的公益二類事業單位的性質決定了其需承擔人力、物力成本。公證參與司法輔助程度越高，成本越高。許多大規模的公證處雖然年司法輔助收費近千萬元，但核算人力成本后，仍處于虧損的狀態，這會影響公證機構參與司法輔助的積極性。五、發展公證業務的破局之道（一）擴大宣傳，增強社會認知度一方面，要加大針對法院的宣傳力度，使法院充分了解公證機構在司法輔助實踐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另一方面，要加大對社會公眾的宣傳力度，使百姓充分知曉公證機構的各種職能，明白公證機構同樣可以為其提供法律服務。另外，要充分利用各種平臺（如12348法律服務公證專場、廣場公證咨詢、社區公證聯絡點等），提高公證的社會知曉度。（二）加大保障，保證業務持續性一是政府購買服務。2024年4月以來，安徽省郎溪縣政府針對公證機構加大司法輔助供給，卻沒有專項預算保證相應的經費的情況，全面推行政府購買郎溪縣公證處的繼承公證法律服務。這既增強了大眾對公證服務的認知，也減輕了群眾的負擔。該做法使得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形式公開招標，根據服務事項、服務規模、保證公證機構收支相抵的原則科學測算招標費用，保證公證機構的收支平衡，合理解決了一定的經費問題。二是案件補貼和適當收費。政府部門可以參照法律援助案件按件補貼的方法設立專項補貼經費，對公證調解成功的民生類案件按件補貼，從而提高調解的成功率。對商事類公證調解案件，按照“誰使用、誰付費”的原則，向當事人收取費用。根據調解成功與否分別收費，劃定收費上限規范管理。三是放大格局，找準自我定位。針對絕大部分公證機構的人力、物力、財力不足以支撐司法輔助業務全面開展的局面，各公證機構應放大格局、精準定位，從某一類司法輔助業務入手，循序漸進，逐步積累實踐經驗。在提升服務的專業水準后，針對服務需求，建立司法輔助隊伍。甚至可以跨機構協同作戰，成立司法輔助中心，招聘司法輔助人才，提高公證參與司法輔助能力。結語公證參與司法輔助不是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