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tǒng)編語文教材必修（上）《百合花》如何教

統(tǒng)編語文教材必修（上）《百合花》如何教北京第一〇一中學程翔我1982年參加工作，那時高中課本就有《百合花》，我教過后就深深喜歡上了這篇小說。幾十年后的今天，統(tǒng)編高中語文教材必修上冊又重新收入《百合花》，我自然有一種故友久別重逢的親切感。如今再教，感覺《百合花》寫得實在是好。幾十年前，自己尚幼稚，沒有真正讀懂，只覺得好，但理解不透，教學自然不會到位。我體會到，教語文，單靠學識淵博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豐富的人生閱歷。以前也讀過很多教學參考資料，卻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有些資料看了也化解不開。幾十年過去了，如今我不用看很多資料，單是讀上一篇，感覺就懂了，而且心領神會，有滋有味。看來，豐富的人生閱歷就是最好的參考資料。記得剛參加工作時，我把這篇小說的主題教成了“軍民魚水情深”。如今我對它的理解則大不相同。這篇小說是寫人情、人性。今天的高中生，與幾十年前的高中生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他們都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接受著同樣的教育。這群學生的年齡是固定的，教師永遠面對15—18歲的學生群體。他們受小學、初中教學的影響，他們受生活環(huán)境的影響，在理解經(jīng)典上不可能有大的超越。還有，《百合花》的內(nèi)容遠遠超越了中學生的生活和情感經(jīng)驗，學生不可能完全理解作者的深刻用意，更何況這篇小說外顯的內(nèi)容只是冰山一角，那水下深藏不露的寶物，除了個別學生能苦心孤詣外，絕大多數(shù)學生實在難見真相。而教師是變化的，年齡在變化，心智在變化，對人情世故的體悟也在變化。曹雪芹說過：“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就需要啟發(fā)、引導、點撥。教師的作用，是在教材和學生之間搭建橋梁。而這搭建橋梁的技巧就是教學藝術。我從小說文體入手，沒有在所謂“青春主題”上花費精力。文體是教學設計的切入點；抓住了文體，就牽住了牛鼻子。什么是小說？過去，我們習慣用“人物、情節(jié)、環(huán)境”三要素來概括小說的特點。這是很表面化的做法。小說的本質(zhì)特點是虛構以及散文化語言；人物是虛構的，情節(jié)是虛構的。大凡優(yōu)秀小說，其核心任務是塑造人物，塑造人物的核心目的是表現(xiàn)人性；至于表現(xiàn)什么樣的人性，則與作家的創(chuàng)作意圖密切相關。《百合花》集中寫了幾個人物？“我”、通訊員和新媳婦三個。哪一個是核心人物？學生有的說通訊員，有的說新媳婦，沒有說“我”的。“我”既然不是核心人物，那在小說中起什么作用呢？學生說，第一人稱敘述視角，推動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起穿針引線的作用，是重要人物。這個認識是對的。通訊員和新媳婦呢？都是核心人物，核心人物不一定只有一個。教師問：作者是如何塑造通訊員這個人物形象的？此問目的在于引導學生認真讀書，梳理相關內(nèi)容。學生說通過一系列的描寫：外貌描寫、動作描寫、神態(tài)描寫、細節(jié)描寫、側面描寫、語言描寫，等等。學生找到后，要深入理解。我問學生：“哪段描寫打動了你？”這很能考查學生欣賞小說的能力。一個學生說，這個通訊員與“我”在一起靦腆羞澀，但他臨走時掏出兩個饅頭，朝“我”揚了揚。他還是挺關心人的；表面上不善言談，內(nèi)心火一般熱忱，挺感人的。另一個學生說，他被通訊員“撲”在手榴彈上的行為感動了。這是借助側面描寫來表現(xiàn)他的勇敢。我說，很多文藝作品中都有表現(xiàn)戰(zhàn)士勇敢殺敵、奮不顧身的描寫，這似乎很正常，怎么你就感動了呢？前面也寫了幾個重傷員，你并沒有感動，為什么這里就感動了呢？學生不能回答。我引導說，這個通訊員“撲”的行為，說明他很勇敢，可他在女性面前呢？學生忽然明白了：這里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個見到女性就臉紅、靦腆、忸怩、羞澀的通訊員，原來在戰(zhàn)場上是如此勇敢無畏！這才是被感動的原因。也就是說，通訊員的完整形象是剝筍一樣慢慢形成的。至此，學生恍然大悟。學生自己被感動，但不一定能說清楚原因。這是他們對小說筆法認識不夠的表現(xiàn)。另外，通訊員的形象是通過“我”態(tài)度的變化逐步顯現(xiàn)出來的。“我”對通訊員的態(tài)度，最初“生氣”，然后發(fā)生“興趣”，接著“親熱”起來；當看到他“傻乎乎”的樣子時，竟然“愛上了”他。這個變化多大呀！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一個“傻乎乎”的人，有什么可愛的呢？這是本篇小說很難理解的地方。通訊員的“傻”，說明了他的單純、質(zhì)樸，沒有“心機”，似一盆清水。所以，概括通訊員的形象，一定要準，那就是“質(zhì)樸、純真、憨厚”。人生在世，你是愿意和心靈透亮的人交往呢，還是愿意和心機深重的人交往呢？答案是明確的。作者茹志鵑寫作本篇小說時，在生活中遇到了沉重打擊，讓她更加想念戰(zhàn)爭年代，那時雖然艱苦，但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單純的、美好的。這一點，學生很難體會。這就是寫人性。這里的“愛”，不是男女之間談戀愛的愛，而是同志之間純正的友愛。這大概是處在青春期的高中生難以理解的一種感情。我喜歡《百合花》，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媳婦這個形象塑造得好。作者對她也進行了各種描寫，其中最精彩的是語言和神態(tài)描寫。新媳婦喜歡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沒笑完”。請看這一段：那位新媳婦也來了，她還是那樣，笑瞇瞇地抿著嘴，偶然從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時不時地東張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來她到底問我說:“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訴她同志弟不是這里的，他現(xiàn)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說:“剛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氣了！”說完又抿了嘴笑著。作者寫得活靈活現(xiàn)，如在眼前。教師可以讓學生練習朗讀。這種朗讀叫作“表演式朗讀”，即像演員一樣來表演著讀。比如讀“剛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氣了”這一句時，前后都應加上笑聲“嘻嘻”，這就把新媳婦的神態(tài)表現(xiàn)出來了。學生很難理解到這個程度，因為新媳婦逗通訊員玩的那一段，是新媳婦的“杰作”，她為自己的“杰作”而笑。“他可受我的氣了”這一句太令人遐想了。那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場景呢？教師借助“場景還原”的方法，啟發(fā)學生再現(xiàn)新媳婦和通訊員的對話。找兩個學生，一個扮演通訊員，一個扮演新媳婦，來一次對話。估計學生會搞笑，對不到點子上。這就要點撥。本篇小說有多處“暗示”：1.鄉(xiāng)干部的出場。（說明工作繁忙，村里人手不夠，便讓包扎所的人自己去借被子。同時暗示新媳婦的丈夫也上前線去了。）2.通訊員“大姐、大嫂”地喊。“我”看到新媳婦“頭上已硬撓撓地挽了髻，便大嫂長大嫂短地向她道歉，說剛才這個同志來，說話不好別見怪”。（說明通訊員傻乎乎地亂喊，不知怎樣恰當?shù)胤Q呼新媳婦。傻乎乎的小伙子引起了新媳婦的好感，便想逗一逗他。）3.通訊員說“老百姓死封建”。（很可能是新媳婦說了“女人蓋的被子不能給陌生男人用”，“男女授受不親”之類的話，來逗通訊員。）4.新媳婦稱通訊員是“同志弟”。（“同志弟”的稱呼多親切！新媳婦喜歡逗這位“同志弟”，而且兩人年齡大小也表現(xiàn)出來了。）5.“我剛才也是說的這幾句話，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我”是這樣說的：“共產(chǎn)黨的部隊打仗是為了老百姓。”把這話移植還原成通訊員與新媳婦的對話，就很有戲了。在新媳婦看來，我哪里用得著你來講這些大道理呀。這位同志弟呀，你只是個通訊員，你打過仗嗎？你會打槍嗎？遇到敵人扔手榴彈你怎么辦？這些逗他玩的話很讓同志弟“受氣”。）這些“暗示”體現(xiàn)作者對情節(jié)的精心安排，絕不是閑筆。什么是情節(jié)？中國古代有“草蛇灰線，伏脈千里”之說。英國小說家福斯特在談到情節(jié)和故事的區(qū)別時說：“國王死了，王后也死了”——這叫故事；而“國王死了，王后由于傷心過度不久也死了”——這叫情節(jié)。（福斯特《小說面面觀》）也就是說，情節(jié)一定顯示內(nèi)在的邏輯關系。說它內(nèi)在，因為它有隱藏性、暗示性。對于短篇小說的教學，找出這些“暗示”相對容易；教學時，教師要引導學生自己把它找出來。如此，學生才有收獲，就懂得小說閱讀的規(guī)律了。這就是培養(yǎng)學生語文學科核心素養(yǎng)。如果在教師的啟發(fā)、點撥下，學生能夠還原出對話的場景，那將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教師要引導學生細心尋找，發(fā)現(xiàn)一點就說一點，由點成線，由線成片。學生會感到很有意思，尋找的勁頭會越來越足。當虛擬還原的場景形成后，這隱藏在水下的內(nèi)容就浮出了水面：新媳婦剛剛結婚，還沉浸在幸福之中。她是一個很開朗、俏皮的女性。她的丈夫不在家，很可能也是一位戰(zhàn)士，此時就在前線打仗；或者如鄉(xiāng)干部一樣忙著支前工作。新媳婦看到通訊員，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也就沒有什么隔閡，更沒有提防——這就是戰(zhàn)爭年代的人際關系，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團結友愛，非常單純。通訊員見到新媳婦，不知稱呼什么好，先是稱“大姐”，接著又稱“大嫂”，加上他見到女性就害羞的性格，讓新媳婦覺得他很可愛，于是就想逗逗他。這種逗人玩的心理，中學生很難理解。這是民俗民風，也是美好人情、人性的表現(xiàn)。人與人之間，如果能夠開開玩笑，逗逗樂子，那就說明彼此融洽，有好感，心不設防。新媳婦年齡比通訊員大，可是這位通訊員卻傻乎乎地向新媳婦講起“共產(chǎn)黨的部隊打仗是為了老百姓”這樣的大道理，讓新媳婦覺得通訊員很好玩。在新媳婦看來，我家也是一個革命家庭，丈夫參軍，這些“大道理”用得著你“同志弟”來給我講嗎？自己剛結婚三天，丈夫就上前線了，我深明大義，這些“大道理”我比你“同志弟”懂。但新媳婦并沒蔑視通訊員，傻乎乎的通訊員讓她喜歡。在這樣的心理驅(qū)使下，兩個人之間進行了一場頗有趣的“對話”。想一想吧，這樣的虛擬場景多么有意思呀！再往下發(fā)展，新媳婦有了變化。她看到通訊員被抬下來，短促地“啊”了一聲，聽完擔架員的敘述，她又短促地“啊”了一聲。這兩次“啊”有什么不同？學生應該能回答上來：前者是感到意外而驚訝的呼聲，后者是敬佩和悲痛的呼聲。其實，新媳婦始終懸著一顆心：丈夫的安危。現(xiàn)在，通訊員受重傷，她就當作自己的親人來對待了，羞澀全無，“莊嚴而虔誠”地給他拭著身子，一針一線地縫著肩上的破洞，似乎是在彌補當時未能及時縫補的缺憾。當衛(wèi)生員為難地說“被子……是借老百姓的”的時候，她氣洶洶地嚷了半句：“是我的——”，接著就流下了眼淚。“氣洶洶地嚷”和“流淚”是悲痛到極點的表現(xiàn)，或許還有一點自責在里面：會不會她與通訊員“對話”時說的“你打過仗嗎？你會打槍嗎？遇到敵人扔手榴彈你怎么辦”那些話刺激了他？讀到這里，新媳婦的形象才完整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她是一個既開朗、俏皮又深明大義的女性。新媳婦的前后變化形成了鮮明對比，使這個文學形象熠熠生輝。讀者不禁要問：作者為什么要虛構一個新媳婦呢？虛構一個支前模范老大娘行不行？《沙家浜》中不就有個沙奶奶嗎？不行，那與之相對應的就不能是通訊員了，也就不能有逗著玩的內(nèi)容了。創(chuàng)作意圖決定創(chuàng)作內(nèi)容，作者不是簡單地表現(xiàn)軍民魚水情深，而是借戰(zhàn)爭背景來表現(xiàn)美好的人情、人性。在這一點上，《百合花》與《荷花淀》風格類似，即茅盾評價的“清新、俊逸”。茹志鵑在《我寫〈百合花〉的經(jīng)過》一文中寫道：“《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據(jù)真人真事來加工的。”她又寫道：“1958年初，那時雖在反右，不過文學上的許多條條框框，還正在制作和誕生中，可能有一些已經(jīng)降臨人間，不過還沒有套到我的頭上，還沒有成為緊箍咒……”后來，作者的其他作品與這篇就有了明顯不同。一篇作品不能發(fā)自作家心靈深處，還有什么生命力呢？這篇《百合花》則表現(xiàn)出了長久的生命力，歷久彌新。《百合花》寫于反右派斗爭年代，作者的丈夫王嘯平受到了嚴重沖擊，給茹志鵑帶來了異常的痛苦，也帶來了深深的思考。她在《我寫〈百合花〉的經(jīng)過》中寫道：“我寫《百合花》的時候，正是反右派斗爭處于緊鑼密鼓之際，社會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嘯平處于岌岌可危之時，我無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無悲涼地思念起戰(zhàn)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系。腦子里像放電影一樣，出現(xiàn)了戰(zhàn)爭時接觸到的種種人。戰(zhàn)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zhàn)爭確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