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TZ公司、陳某案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司法認定與防范路徑

從TZ公司、陳某案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司法認定與防范路徑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在當今經濟快速發展、金融市場日益繁榮的時代，各類金融活動愈發活躍，為經濟增長注入了強大動力。然而，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涌現，金融領域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音符，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現象日益猖獗。近年來，此類案件頻發，涉案金額屢創新高，涉案人員范圍廣泛，嚴重擾亂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從早期的傳統線下非法集資，到如今借助互聯網金融、虛擬貨幣、區塊鏈等新興概念進行的更為隱蔽和復雜的詐騙活動，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形式和手段不斷翻新，令人防不勝防。在這樣的背景下，對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的深入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從司法實踐角度來看，通過對該典型案例的細致剖析，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構成要件、行為特征以及在實際案例中的具體表現形式，為司法機關準確認定此類犯罪提供有力的參考依據。在認定過程中，對于犯罪主體的界定、犯罪行為的判斷以及主觀故意的認定等方面，往往存在諸多爭議和難點。而該案例能夠幫助司法人員深入理解相關法律規定在實際應用中的具體情形，從而提高司法裁判的準確性和一致性，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現象發生，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從金融監管層面而言，研究此案例有助于揭示金融監管體系中存在的漏洞和不足。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頻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金融監管在制度設計、監管手段、部門協同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通過對TZ公司、陳某案的研究，可以深入分析犯罪行為得以滋生和蔓延的監管環境因素，進而為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加強監管力度提供有針對性的建議。監管部門可以根據案例中暴露的問題，優化監管流程，創新監管方式，加強對各類金融活動的全方位、全過程監管，及時發現和制止非法金融行為，防范金融風險的發生，保障金融市場的健康穩定運行。此外，對公眾來說，該案例也是一個生動的風險警示教材。通過對案例的廣泛宣傳和深入解讀，可以提高公眾對非法金融活動的風險意識和識別能力，增強公眾的自我保護意識，引導公眾樹立正確的投資理念，避免因盲目追求高收益而陷入非法集資的陷阱。在現實生活中，許多投資者由于缺乏金融知識和風險意識，往往被犯罪分子的虛假宣傳和高額回報所迷惑，輕易地將自己的積蓄投入到非法金融項目中，最終血本無歸。通過對該案例的宣傳教育，可以讓公眾更加直觀地認識到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危害，從而在面對各種投資誘惑時，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理性做出投資決策。1.2研究方法與創新點為深入剖析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系統地揭示案件背后的法律問題、金融風險以及社會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具有針對性和創新性的見解。案例分析法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石。通過詳細梳理TZ公司、陳某案的整個發展脈絡，包括案件的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過程、司法機關的偵查與審理程序以及最終的判決結果等各個環節，深入挖掘案件中的關鍵事實和細節。在分析過程中，重點關注TZ公司的運營模式，如公司如何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通過網絡宣傳和推廣等手段吸引社會公眾存款；研究陳某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以及其主觀故意的形成和表現等。同時，將TZ公司、陳某案與其他類似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典型案例進行對比分析，如曾經轟動一時的“e租寶”非法集資案，“e租寶”假借互聯網金融名義，虛構融資租賃項目，承諾年化收益率9%-14.6%，非法吸收資金超500億元，涉及全國90余萬投資人。通過對比，總結出不同案例之間的共性與差異，從而更全面地把握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行為特征和發展趨勢，為后續的理論分析和對策建議提供堅實的實踐基礎。文獻研究法在本研究中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廣泛查閱國內外關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法律條文、司法解釋、學術論文、研究報告等各類文獻資料。對我國自設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以來相關法律規定的演變歷程進行系統梳理，分析不同時期法律規定的變化及其背后的立法意圖和社會背景。深入研究不同學者對于該罪名的構成要件、認定標準、法律適用等方面的觀點和研究成果，了解學術界在該領域的研究現狀和前沿動態。在梳理過程中，對各種觀點進行批判性思考和分析，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同時發現現有研究的不足之處，為本文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例如，在研究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認定標準時，通過對不同學者觀點的對比分析，發現當前在“公眾”范圍的界定、“非法性”的判斷依據等方面仍存在爭議，從而明確了本研究在這些方面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方向。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分析維度上，突破了以往單一從法律角度或金融角度分析案件的局限，而是從法律、金融、社會等多個維度對TZ公司、陳某案進行全面剖析。從法律維度，深入研究案件中犯罪行為的定性、法律適用的準確性以及司法程序的公正性等問題；從金融維度，分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對金融市場秩序的破壞機制、金融監管的漏洞以及金融風險的傳導路徑等；從社會維度，探討案件對社會穩定、公眾投資信心以及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的影響。通過多維度的分析，更全面、深入地揭示案件的本質和影響，為解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問題提供更綜合、更有效的思路和方法。在研究內容上，緊密結合最新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對TZ公司、陳某案進行與時俱進的分析。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監管環境的變化，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也在不斷調整和完善。例如，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刑法條文作出了重要修改，對該罪的定罪量刑標準進行了適當調整，提高了刑罰力度。本研究將以這些最新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為依據，分析TZ公司、陳某案在新的法律框架下的定性、量刑以及法律適用等問題，同時探討如何根據最新政策要求加強金融監管和防范金融風險，使研究成果更具時效性和現實指導意義。二、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詳情2.1案件基本事實2.1.1TZ公司運營模式TZ公司對外宣稱其業務范圍涵蓋了新興的互聯網金融、高科技項目投資以及創新型的資產管理等多個前沿領域，給人一種公司緊跟時代發展潮流、具有強大發展潛力的印象。在互聯網金融方面，公司聲稱通過自主研發的先進金融科技平臺，能夠為投資者提供高效、便捷且安全的金融服務，包括個性化的理財規劃、多元化的投資產品選擇等；在高科技項目投資領域，TZ公司宣揚自己與國內外眾多知名科研機構和創新企業建立了深度合作關系，能夠精準捕捉到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高科技項目，并為投資者提供參與這些項目早期投資的機會，從而獲取高額回報；對于資產管理業務，公司則強調擁有一支由資深金融專家和投資顧問組成的專業團隊，具備豐富的市場經驗和卓越的投資眼光，能夠為投資者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然而，這些看似光鮮亮麗的業務宣傳只是TZ公司精心包裝的外衣，其實際運營模式是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通過網絡宣傳和推廣方式，吸引公眾投資。TZ公司承諾給予投資者年化收益率高達15%-20%的回報，遠遠超出了正常金融投資的收益水平。為了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公司在網絡上進行了大規模、全方位的宣傳推廣。利用社交媒體平臺，如微信公眾號、微博等，發布大量極具吸引力的宣傳文案和視頻，展示公司的“雄厚實力”和“輝煌業績”，并邀請一些所謂的“金融專家”和“成功投資者”進行現身說法，分享自己在TZ公司投資獲得高額回報的經歷，進一步增強宣傳的可信度和吸引力；在搜索引擎上，通過關鍵詞競價排名等手段，使得公司的相關宣傳頁面在搜索結果中占據顯著位置，增加公司的曝光度；還與一些知名的網絡廣告平臺合作，投放大量的彈窗廣告、信息流廣告等，讓公司的宣傳信息無處不在，時刻刺激著公眾的眼球。此外，TZ公司還積極舉辦線上投資講座和直播活動，在活動中，公司的工作人員會詳細介紹公司的投資項目和收益模式，解答投資者的疑問，并不斷強調投資的安全性和高回報率，誘導公眾進行投資。2.1.2陳某在案件中的角色與行為陳某作為TZ公司的核心人物，在整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其行為貫穿了犯罪活動的策劃、組織和實施各個環節。在策劃階段，陳某憑借其對金融市場和公眾心理的了解，精心設計了TZ公司的非法吸存模式。他深知高額回報對公眾的巨大吸引力，于是決定以遠超正常市場利率的承諾收益作為誘餌，吸引投資者入局。為了讓這種非法吸存模式看起來更加合理和可信，陳某親自參與制定了公司的業務宣傳策略，主導編造了一系列虛假的業務項目和盈利前景。他指使公司的市場宣傳團隊虛構了多個高科技投資項目，聲稱這些項目具有獨特的技術優勢和廣闊的市場前景，預計在短期內就能實現數倍的盈利增長，從而為投資者帶來豐厚的回報。同時，陳某還策劃了公司的網絡宣傳推廣方案，確定了利用社交媒體、搜索引擎、網絡廣告等多種渠道進行全方位宣傳的策略，力求將公司的虛假信息廣泛傳播，吸引更多的公眾關注和投資。在組織方面，陳某組建了一個分工明確、運作高效的非法吸存團隊。他擔任TZ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掌控著公司的整體運營和決策大權，對公司的各個部門和人員進行統一指揮和協調。在他的領導下，公司設立了市場部、客服部、財務部等多個部門，每個部門都承擔著不同的職責，共同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服務。市場部負責制定和執行網絡宣傳推廣計劃，通過各種渠道發布虛假的宣傳信息，吸引投資者的關注；客服部則負責接聽投資者的咨詢電話，解答投資者的疑問，為投資者提供所謂的“專業投資建議”，進一步誘導投資者進行投資；財務部負責管理投資者的資金，對吸收來的資金進行賬目處理和資金調配，確保資金的流轉能夠維持公司表面上的正常運營。此外，陳某還積極招攬和培養了一批業務骨干，這些骨干人員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協助陳某實施非法吸存計劃。他們有的負責與投資者進行溝通和洽談，有的負責處理投資合同和手續，有的負責維護公司的網絡平臺和技術系統，共同推動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的順利進行。在實施階段，陳某更是積極參與到每一個關鍵環節中。他頻繁出席公司組織的線上投資講座和直播活動，以公司核心領導的身份向投資者介紹公司的投資項目和收益模式，親自為投資者描繪美好的投資前景，增強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在與一些大額投資者的溝通中，陳某會親自出面，利用自己的口才和所謂的“專業知識”，極力勸說投資者加大投資金額，并承諾給予他們更多的優惠和回報。他還密切關注公司的資金流動情況，根據資金需求和市場反應，及時調整非法吸存策略。當公司資金緊張時，陳某會指示市場部加大宣傳力度，推出更多的優惠活動，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投資；當市場上出現對公司不利的傳聞時，陳某會立即組織客服部和公關團隊進行危機公關，發布虛假聲明和信息，穩定投資者的情緒，防止投資者撤資。此外，陳某還利用自己的人脈關系，與一些金融機構和企業建立虛假的合作關系，通過這些合作關系來進一步提升TZ公司的知名度和可信度，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創造更有利的條件。2.2案件處理經過2019年2月，云南省呈貢區檢察院敏銳地察覺到TZ公司和陳某的異常金融活動，高度懷疑其存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違法犯罪行為，遂果斷對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進行立案偵查。在立案后，公安機關迅速組建了一支經驗豐富、專業能力強的偵查隊伍，全力投入到案件的偵查工作中。偵查人員秉持著嚴謹細致、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對TZ公司的運營情況展開了全面而深入的調查。他們通過多種渠道廣泛搜集證據，深入分析TZ公司的財務賬目，試圖從中找出資金流轉的異常線索。對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資金往來記錄進行了詳細梳理，逐一核實每一筆資金的來源和去向；調查公司的業務合同，仔細審查合同條款，判斷其是否存在虛假宣傳、欺詐投資者的行為；還對公司的網絡宣傳資料進行了全面收集和分析，了解公司在網絡上是如何進行宣傳推廣的，以及宣傳內容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在調查過程中，偵查人員積極與相關金融監管部門溝通協作，充分借助金融監管部門的專業優勢和信息資源，獲取了更多關于TZ公司的金融數據和行業信息。金融監管部門提供了TZ公司在金融市場上的交易記錄、資金流動監測報告等重要資料，為偵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偵查人員還走訪了大量的投資者，了解他們與TZ公司的接觸過程、投資決策依據以及投資后的收益情況等。通過與投資者的面對面交流，偵查人員獲取了許多第一手資料，進一步證實了TZ公司和陳某的非法吸存行為。在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偵查后，公安機關成功掌握了TZ公司和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充分證據，包括公司的運營模式、宣傳手段、資金流向以及陳某在案件中的具體行為和決策等關鍵信息，為后續的司法程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20年，偵查工作結束后，案件依法被移交至檢察機關。檢察機關迅速成立了專門的辦案小組，對案件進行了全面細致的審查。辦案小組的檢察官們認真審閱了公安機關移送的所有案件材料，包括偵查卷宗、證據清單、證人證言等，對每一個細節都進行了反復推敲和核實。他們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對案件的事實、證據、法律適用以及程序合法性等方面進行了全面審查，確保案件的辦理符合法律要求。在審查過程中，檢察官們發現了一些證據存在瑕疵的問題，如部分證人證言的表述不夠清晰、某些資金往來記錄的關聯性不夠明確等。針對這些問題，檢察官們依法要求公安機關補充偵查，進一步完善證據鏈條。公安機關積極配合，重新對相關證人進行了詢問，補充收集了一些新的證據材料，對存在瑕疵的證據進行了補充和完善。經過補充偵查和再次審查，檢察機關最終認定TZ公司和陳某的行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并于2020年[X]月依法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在公訴書中，檢察機關詳細闡述了TZ公司和陳某的犯罪事實和證據，明確指出TZ公司在未經合法準入的情況下，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通過網絡宣傳和推廣方式，向社會公眾非法吸收存款，涉案金額高達4.4億元，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陳某作為TZ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在整個犯罪過程中起到了策劃、組織和指揮的關鍵作用，應當承擔主要刑事責任。2020年[X]月，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進行了公開審理。在庭審過程中，控辯雙方圍繞案件的事實、證據和法律適用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公訴機關出示了大量的證據，包括TZ公司的財務賬目、宣傳資料、投資合同、證人證言以及公安機關的偵查筆錄等，充分證明了TZ公司和陳某的犯罪行為。這些證據相互印證，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條，有力地支持了公訴機關的指控。辯護人則為TZ公司和陳某進行了辯護，提出了一些辯護意見。他們認為，TZ公司的部分業務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和合法性，不能完全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陳某在主觀上沒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故意，其行為是為了推動公司的發展，而不是為了騙取投資者的錢財；案件中的一些證據存在瑕疵，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等。針對辯護人的意見，公訴機關進行了有力的反駁，逐一分析和解釋了相關證據的合法性和關聯性，強調了TZ公司和陳某的行為完全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依法受到懲處。經過多輪庭審和激烈的辯論，法院對案件進行了全面的審查和分析。最終，在2020年6月3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審判決。法院認定TZ公司、陳某等34名被告人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罪名，依法判處不等的緩刑、有期徒刑及罰款等刑罰。其中，TZ公司作為單位犯罪主體，被判處高額罰金，以懲戒其非法金融行為對金融秩序造成的嚴重破壞；陳某作為主要責任人，因其在犯罪活動中的主導作用和重大責任，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0萬元。其他被告人也根據其在案件中的具體行為和責任大小，分別被判處相應的刑罰。法院的判決充分體現了法律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對TZ公司和陳某的犯罪行為給予了嚴厲的制裁，同時也為社會各界敲響了警鐘，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2.3判決結果在2020年6月3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對TZ公司和陳某等34名被告人的判決結果具體如下：對于TZ公司，法院認定其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作為單位犯罪主體，判處TZ公司罰金人民幣1000萬元。這一高額罰金旨在對TZ公司的非法金融行為進行嚴厲懲戒，以起到警示和威懾其他潛在違法金融機構的作用，維護金融市場的正常秩序。陳某作為TZ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的核心人物，被認定為對該犯罪行為負主要責任。法院判處陳某有期徒刑15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0萬元。陳某在TZ公司的非法吸存活動中，從策劃、組織到具體實施的各個環節都起到了主導性作用，其行為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給眾多投資者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因此法院對其判處了較重的刑罰，體現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除陳某外，其余33名被告人也因各自在案件中的具體行為和責任大小，被認定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分別被判處不等的刑罰。其中，部分在TZ公司擔任重要管理職務、積極參與非法吸存活動的骨干成員，如TZ公司市場部經理王某、客服部主管李某等，他們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過程中，負責組織實施宣傳推廣、客戶溝通等關鍵工作，對犯罪行為的實施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被判處有期徒刑7-10年不等，并處罰金人民幣50-100萬元。而一些參與程度相對較低、在TZ公司中僅起到輔助作用的被告人，如普通業務員張某、趙某等，他們主要負責按照上級指示開展一般性的宣傳推廣和客戶服務工作，在犯罪活動中的作用相對較小，被判處有期徒刑3-5年不等，并處罰金人民幣20-50萬元。此外，對于部分情節較輕、在犯罪過程中具有從犯情節且有自首、立功等從輕或減輕情節的被告人，法院依法判處了緩刑，同時根據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判處相應的罰金。例如，被告人錢某在TZ公司中擔任普通員工，參與非法吸存活動時間較短，且在案發后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并積極配合調查，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法院最終判處錢某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法院在判決中還明確責令TZ公司、陳某及其他被告人退賠集資參與人的經濟損失。這一判決內容充分體現了法院對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力求通過法律手段盡可能地挽回投資者因TZ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所遭受的經濟損失，減少社會負面影響。同時，退賠責任的明確也有助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增強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信任，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三、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爭議焦點分析3.1犯罪構成要件的認定爭議3.1.1非法性的界定爭議TZ公司和陳某行為是否違反金融管理法規，未經許可吸收公眾存款，以及如何判斷其行為的非法性成為案件爭議焦點之一。從TZ公司的運營模式來看，其聲稱涉足新興的互聯網金融、高科技項目投資以及創新型的資產管理等領域，但這些業務大多缺乏真實的經營活動支撐，實則是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通過網絡宣傳和推廣方式吸引公眾投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22修正）第一條規定，“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向社會公眾（包括單位和個人）吸收資金的行為，未經有關部門依法許可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即符合非法性特征。TZ公司在開展所謂的金融業務時，并未獲得相關金融監管部門的依法許可，擅自向公眾吸收資金，其行為明顯違反了金融管理法規。然而，在案件審理過程中，TZ公司和陳某的辯護人提出，TZ公司在經營過程中曾與一些金融機構和企業建立合作關系，雖然這些合作關系被認定為虛假，但從形式上看，TZ公司似乎具備一定的合法經營形式，不應簡單認定其行為具有非法性。此外，辯護人還認為，互聯網金融領域的監管規則相對復雜，TZ公司在運營過程中對相關法規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并非主觀上故意違反金融管理法規。針對這些觀點，公訴機關指出，雖然TZ公司與其他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但這些合作關系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存在嚴重問題，其目的是為了掩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本質，不能據此認定TZ公司的行為具有合法性。對于TZ公司對法規理解存在偏差的說法，公訴機關認為，作為從事金融相關業務的主體，TZ公司和陳某有義務了解和遵守金融管理法規，不能以對法規理解不足為由逃避法律責任。在判斷行為的非法性時，不能僅僅依據形式上的合法經營形式，而應深入分析行為的實質內容和目的。TZ公司以高額回報為誘餌，未經許可向公眾吸收資金，其行為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非法性的認定標準。3.1.2公開性的認定爭議案件中宣傳方式是否達到向社會公開宣傳的程度，包括網絡宣傳、口口相傳等方式的認定也引發了激烈爭議。TZ公司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過程中，利用網絡宣傳和推廣方式吸引公眾投資。通過社交媒體平臺、搜索引擎、網絡廣告等多種渠道，發布大量極具吸引力的宣傳文案和視頻，展示公司的“雄厚實力”和“輝煌業績”，并邀請“金融專家”和“成功投資者”進行現身說法，分享投資獲得高額回報的經歷。此外，TZ公司還積極舉辦線上投資講座和直播活動，在活動中詳細介紹公司的投資項目和收益模式，解答投資者的疑問，并不斷強調投資的安全性和高回報率，誘導公眾進行投資。這些宣傳行為使得TZ公司的吸存信息廣泛傳播，吸引了大量社會公眾的關注。TZ公司和陳某的辯護人則認為，雖然TZ公司在網絡上進行了宣傳推廣，但這些宣傳主要是針對特定的網絡用戶群體，并非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公開宣傳。他們指出，TZ公司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發布的宣傳信息，只有關注了公司賬號或者通過特定搜索關鍵詞的用戶才能看到，不具有普遍的公開性；TZ公司舉辦的線上投資講座和直播活動，也并非面向全社會公開，只有提前報名或者收到邀請的用戶才能參與，因此不能認定TZ公司的宣傳行為具有公開性。此外，辯護人還提出，TZ公司存在部分投資者是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得知投資信息并參與投資的，這種口口相傳的方式屬于私人之間的信息傳播，不構成公開宣傳。針對這些觀點，公訴機關認為，TZ公司在網絡上的宣傳推廣行為，雖然是通過特定的網絡平臺和渠道進行，但這些平臺和渠道具有廣泛的用戶基礎和傳播能力，TZ公司的宣傳信息能夠輕易地被大量不特定的網絡用戶獲取，實際上已經達到了向社會公開宣傳的效果。對于線上投資講座和直播活動，雖然有報名和邀請等限制條件，但這些限制并不能改變活動公開宣傳的本質，只要活動的信息能夠在一定范圍內公開傳播，吸引不特定對象參與，就應認定為公開宣傳。關于口口相傳的問題，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中，明知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公眾擴散而予以放任的，也應認定為具有公開性。TZ公司對于投資者之間的口口相傳行為是明知且持放任態度的，其目的是利用這種方式擴大吸存范圍，因此口口相傳也應視為公開宣傳的一種方式。3.1.3利誘性的理解爭議承諾的高額回報是否符合利誘性特征，以及回報的形式和程度對犯罪認定的影響在本案中也存在較大爭議。TZ公司在吸引公眾投資時，承諾給予投資者年化收益率高達15%-20%的回報，遠遠超出了正常金融投資的收益水平。這種高額回報承諾成為TZ公司吸引投資者的重要手段，也是判斷其行為是否具有利誘性的關鍵因素。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即符合利誘性特征。TZ公司明確承諾給予投資者高額的貨幣回報，且回報的期限和方式都有明確規定，其行為完全符合利誘性的構成要件。然而，TZ公司和陳某的辯護人對此提出異議。他們認為，TZ公司承諾的高額回報是基于公司對投資項目的預期收益，并非虛構或欺詐性的承諾。辯護人指出，TZ公司在宣傳過程中，向投資者詳細介紹了投資項目的情況和盈利前景，投資者是在充分了解投資項目的基礎上自愿進行投資的，因此TZ公司的行為不構成利誘性。此外，辯護人還提出，市場上存在一些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項目，TZ公司承諾的回報雖然較高，但并非不合理，不能僅僅因為回報高就認定其行為具有利誘性。公訴機關則反駁稱，TZ公司所謂的投資項目大多是虛構的，根本不存在實現高額盈利的可能性，其承諾的高額回報是為了騙取投資者的信任，吸引投資者投資，具有明顯的欺詐性。雖然市場上存在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項目，但這些項目通常有真實的經營活動和合理的風險評估，而TZ公司的行為完全是通過虛假宣傳和欺詐手段吸引投資者，與正常的投資行為有著本質區別。在判斷利誘性時，不僅要考慮回報的形式和程度，還要結合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和行為的本質進行綜合分析。TZ公司以高額回報為誘餌，吸引公眾投資，其行為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利誘性的認定標準。3.1.4社會性的范圍爭議界定吸收資金對象是否屬于社會不特定對象，包括向職工、親友借款等情況的認定是本案的又一爭議焦點。TZ公司在吸收公眾存款過程中，其投資者來源廣泛，包括社會上的普通公眾、TZ公司的職工以及陳某的親友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即符合社會性特征。從TZ公司的實際情況來看，其通過網絡宣傳和推廣方式，將吸存信息廣泛傳播，吸引了大量社會不特定公眾參與投資，這部分投資者無疑屬于社會不特定對象。然而，對于TZ公司向職工和陳某親友吸收資金的情況，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存在不同看法。TZ公司和陳某的辯護人認為，TZ公司向職工吸收資金屬于單位內部的資金籌集行為，陳某向親友借款屬于私人之間的借貸關系，這兩種情況都不屬于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不應認定為具有社會性。辯護人指出，TZ公司的職工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他們對公司的經營狀況和發展前景有更深入的了解，其投資行為是基于對公司的信任和對自身利益的考慮，與社會公眾的投資行為有本質區別；陳某向親友借款是基于親情和友情關系，借款對象是特定的，不具有社會不特定性。公訴機關則認為，雖然TZ公司向職工吸收資金和陳某向親友借款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實際上這些行為已經超出了單位內部資金籌集和私人借貸的范疇。TZ公司在向職工吸收資金時，同樣采用了與向社會公眾吸存相同的宣傳方式和高額回報承諾，職工參與投資并非基于正常的單位內部資金往來關系，而是受到了高額回報的誘惑，其行為本質上與向社會公眾吸存并無區別；對于陳某向親友借款的情況，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在向親友吸收資金的過程中，明知親友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而予以放任的，或者以吸收資金為目的，將社會人員吸收為單位內部人員并向其吸收資金的，都應認定為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在本案中，陳某的親友在得知TZ公司的投資項目后，不僅自己參與投資，還向其他不特定對象進行宣傳和推薦，陳某對此是明知且放任的，因此陳某向親友借款的行為也應認定為具有社會性。在判斷社會性時，不能僅僅依據吸收資金對象的身份，而應綜合考慮行為的方式、目的以及資金的來源和流向等因素，準確界定吸收資金對象是否屬于社會不特定對象。3.2犯罪金額的確定爭議在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犯罪金額的準確確定對于案件的定罪量刑至關重要，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存在諸多爭議點，尤其是在區分合法與非法借款以及處理已歸還本金和利息的情況方面。在區分合法與非法借款時，面臨著復雜的情況。TZ公司在運營過程中，其資金往來情況較為繁雜，部分借款行為看似合法，實則隱藏著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本質。從法律規定來看，合法的民間借貸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及其相互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它通常基于真實的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TZ公司的借款行為，雖然在形式上可能表現為普通的借款合同，但在實質上，其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通過網絡宣傳等方式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這與合法民間借貸有著本質區別。例如，TZ公司與一些投資者簽訂的借款合同中，承諾給予年化收益率高達15%-20%的回報，遠遠超出了正常民間借貸的利率范圍，且其借款對象廣泛，并非基于特定的人際關系或生產經營需求，而是通過公開宣傳吸引社會公眾參與，這種行為明顯違反了金融管理法規，應認定為非法借款。然而，TZ公司和陳某的辯護人提出，TZ公司的部分借款是基于公司正常的業務發展需求，與一些企業或個人之間的借款行為屬于合法的民間借貸，不應將這些借款金額計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金額中。他們認為，TZ公司在與某些合作伙伴的資金往來中，簽訂了正規的借款合同，明確了借款用途、還款期限等條款，且借款資金確實用于公司的部分業務運營，并非用于非法吸存活動。針對這一觀點，公訴機關指出，雖然TZ公司與部分對象簽訂了借款合同，但需要深入審查借款行為的全貌。在TZ公司的整體運營模式中，其以高額回報吸引公眾投資的行為占據主導，這些所謂的“合法借款”往往是其非法吸存的一部分，是為了掩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本質而進行的偽裝。通過對TZ公司財務賬目的詳細審查發現，許多所謂的“業務借款”最終流向與公司宣稱的業務用途不符，而是被用于支付前期投資者的高額回報或填補公司資金缺口，進一步證明了這些借款行為的非法性。因此，在判斷借款行為是否合法時，不能僅僅依據合同的形式，而應綜合考慮借款的目的、資金流向、宣傳方式以及對象的不特定性等多方面因素，準確區分合法與非法借款。在處理已歸還本金和利息的情況上，也存在較大爭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22修正），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以行為人所吸收的資金全額計算。集資參與人收回本金或者獲得回報后又重復投資的數額不予扣除，但可以作為量刑情節酌情考慮。在TZ公司案中，部分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TZ公司按照承諾支付了一定期限的利息，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歸還了部分本金。對于這些已歸還的本金和利息，如何在犯罪金額中進行處理成為爭議焦點。TZ公司和陳某的辯護人主張，已歸還的本金和利息應當從犯罪金額中扣除。他們認為，TZ公司在經營過程中，積極履行還款義務，部分投資者已經收回了本金和利息，這部分資金不應再被認定為犯罪金額。例如，投資者李某在TZ公司投資了100萬元，TZ公司在一年時間內按照約定向李某支付了利息20萬元，并在投資期滿后歸還了50萬元本金，辯護人認為這70萬元應從犯罪金額中扣除。公訴機關則認為，雖然TZ公司支付了部分本金和利息，但這些支付行為只是為了維持公司的虛假運營，吸引更多投資者繼續投資，其本質上并未改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事實。從資金流向來看，TZ公司支付的本金和利息來源于新投資者的資金，是典型的“拆東墻補西墻”行為，這種行為不僅沒有減少犯罪行為對金融秩序的破壞，反而進一步擴大了非法吸存的規模。因此，已歸還的本金和利息不應從犯罪金額中扣除，而應將行為人所吸收的資金全額計算為犯罪金額，已歸還的部分可以作為量刑情節在審判過程中酌情考慮，以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3.3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的區分爭議在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TZ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以及陳某等個人在其中的責任認定成為了案件的重要爭議焦點。這不僅涉及到對犯罪主體的準確界定，還關系到刑事責任的承擔和分配，對案件的公正審判和法律的正確實施具有關鍵影響。從TZ公司的運營模式來看，其以公司名義開展業務，對外宣稱涵蓋互聯網金融、高科技項目投資以及創新型資產管理等多個領域。公司設立了多個部門，如市場部負責網絡宣傳和推廣，客服部負責與投資者溝通，財務部負責資金管理，各部門之間分工協作，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運營體系。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過程中，TZ公司通過公司的官方網站、社交媒體賬號等渠道發布宣傳信息，吸引社會公眾投資，這些行為均是以TZ公司的名義進行的，具有一定的單位行為特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從表面上看，TZ公司的行為似乎符合單位犯罪的構成要件。然而，陳某作為TZ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其個人行為在整個案件中起到了主導作用。陳某親自策劃了TZ公司的非法吸存模式，確定了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通過網絡宣傳吸引公眾投資的策略。他積極組織和指揮公司各部門開展非法吸存活動，對公司的運營和決策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在與投資者的溝通中，陳某頻繁以個人身份出席線上投資講座和直播活動，親自向投資者介紹公司的投資項目和收益模式，增強投資者的投資信心。這些行為表明，陳某的個人意志在TZ公司的非法吸存活動中占據了主導地位，TZ公司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陳某個人意志的體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如果TZ公司的設立主要是為了實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或者公司設立后以實施該犯罪為主要活動，那么即使其行為在形式上具有單位行為的特征，也不應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應追究陳某等個人的刑事責任。在案件審理過程中，TZ公司和陳某的辯護人提出，TZ公司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其開展的業務并非完全圍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進行，公司在運營過程中也有一些正常的經營活動，因此應認定TZ公司構成單位犯罪，陳某作為公司的負責人，僅應承擔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責任。辯護人還指出，TZ公司的決策和行為是由公司的管理層共同做出的，并非陳某個人的意志，不能將公司的行為完全歸結為陳某的個人行為。針對這些觀點，公訴機關認為，雖然TZ公司在形式上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但深入分析其運營實質，公司設立后主要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為活動內容，正常經營活動所占比重極小。TZ公司的非法吸存行為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而陳某在其中起到了核心策劃和指揮的作用，其個人意志貫穿于整個犯罪過程。TZ公司的管理層在非法吸存活動中雖然起到了一定的協助作用，但他們的行為都是在陳某的領導和指示下進行的，本質上是陳某個人意志的執行者。因此，不應認定TZ公司構成單位犯罪，而應追究陳某等個人的刑事責任。在區分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時，不能僅僅依據公司的組織形式和行為的外在表現，而應深入分析行為的實質和背后的決策機制，準確判斷犯罪行為是單位意志的體現還是個人意志的主導。在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雖然TZ公司在形式上以公司名義開展活動，但陳某的個人意志在犯罪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TZ公司的行為更多地體現了陳某個人的違法犯罪意圖。因此，法院最終認定TZ公司不構成單位犯罪，陳某等個人應承擔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刑事責任，這一判決結果準確地把握了案件的本質，體現了法律的公正和權威。3.4偽造公司印章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關系爭議在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偽造公司印章行為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之間的關系引發了廣泛爭議，這一爭議主要聚焦于偽造公司印章行為是否應被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吸收，還是應數罪并罰。從TZ公司和陳某的犯罪行為來看，偽造公司印章行為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TZ公司為了使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更具迷惑性和可信度，偽造了一些知名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印章，并利用這些偽造的印章與投資者簽訂虛假的合作協議和投資合同。通過偽造印章，TZ公司制造出與正規金融機構和企業合作的假象，以此吸引更多投資者參與投資。從刑法理論的牽連犯角度分析，牽連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為或者結果行為，與目的行為或者原因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罪名的情況。在本案中，偽造公司印章是手段行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是目的行為，兩者之間存在手段與目的的牽連關系。按照牽連犯的一般處理原則，通常是從一重罪處罰，即按照處罰較重的罪名定罪量刑。在TZ公司、陳某案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法定刑一般重于偽造公司印章罪，因此如果認定為牽連犯，可能會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對TZ公司和陳某進行處罰，偽造公司印章行為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然而，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對于是否認定為牽連犯存在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雖然偽造公司印章行為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存在一定關聯，但兩者具有相對獨立性，不應簡單地認定為牽連犯進行從一重罪處罰，而應數罪并罰。從行為的獨立性來看，偽造公司印章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具有獨立的社會危害性。偽造公司印章不僅侵犯了公司的正常管理秩序和信譽，也破壞了社會的公信力和交易安全。即使沒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偽造公司印章行為也應受到法律的制裁。在TZ公司案中，偽造公司印章行為并非僅僅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的附屬行為，其在犯罪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提供了關鍵的虛假證明文件，兩者的關聯性并不能掩蓋偽造公司印章行為的獨立性。此外，從法律規定來看，我國刑法對于數罪并罰有著明確的規定，當犯罪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罪名，且不存在法律規定的牽連犯、吸收犯等特殊情形時，應當數罪并罰。在TZ公司、陳某案中，偽造公司印章罪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兩個獨立的犯罪構成，不存在法律明確規定的可以按照牽連犯或其他特殊情形處理的依據，因此應依法數罪并罰，以全面、準確地評價TZ公司和陳某的犯罪行為，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類似案件的處理也存在不同的判決結果。有些法院在審理涉及偽造公司印章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案件時，認為兩者存在牽連關系，按照牽連犯從一重罪處罰；而有些法院則認為兩者應數罪并罰。這種不同的判決結果反映出在法律適用上對于兩者關系的理解存在差異，也給司法實踐帶來了一定的困惑。在TZ公司、陳某案中，法院最終的判決結果對于明確偽造公司印章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如果法院認定兩者為牽連犯，從一重罪處罰，將對今后類似案件中牽連犯的認定和處理提供參考；如果法院判決數罪并罰，則強調了偽造公司印章行為的獨立性和嚴重性，為其他法院在處理類似案件時提供了另一種思路。這也提醒司法機關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應綜合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準確把握法律規定和刑法理論，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決。3.5刑民交叉問題的處理爭議在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刑民交叉問題的處理引發了諸多爭議，其中借款合同效力的認定以及民事賠償與刑事退贓退賠的關系成為焦點。借款合同效力的認定在本案中存在較大爭議。TZ公司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過程中，與眾多投資者簽訂了借款合同。從合同的形式上看，這些借款合同具備了一般借款合同的基本要素，如借款金額、借款期限、利率約定等。然而，從合同的實質內容和簽訂背景來看，TZ公司簽訂這些借款合同的目的并非基于真實的借貸需求，而是為了實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TZ公司與投資者簽訂借款合同的行為，實際上是以合法的借款形式掩蓋其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目的，屬于虛假的意思表示，因此這些借款合同應被認定為無效。但TZ公司和陳某的辯護人提出不同觀點，他們認為借款合同是雙方自愿簽訂的，且合同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當認定為有效。辯護人指出，雖然TZ公司存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但這并不影響借款合同本身的效力，投資者在簽訂合同時是基于真實的意愿，并且對合同的條款有充分的了解，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應當受到法律保護。針對這一觀點，從法律體系的協調性來看，若認定借款合同有效，會導致在刑事上認定TZ公司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而在民事上卻認可其通過非法行為簽訂的合同效力，這將造成法律評價的矛盾和沖突。此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三條規定，“套取金融機構貸款轉貸的；以向其他營利法人借貸、向本單位職工集資，或者以向公眾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資金轉貸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民間借貸合同無效。在TZ公司案中，TZ公司以向公眾非法吸收存款的方式獲取資金，并通過借款合同將這些資金轉貸給其他投資者，符合該條規定中合同無效的情形。因此，綜合考慮法律規定和案件實際情況，TZ公司與投資者簽訂的借款合同應當認定為無效。民事賠償與刑事退贓退賠的關系在本案中也存在復雜的爭議。刑事退贓退賠是指犯罪分子將犯罪所得的財物退還給被害人或上繳給國家，其目的在于恢復被破壞的財產關系，彌補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在TZ公司案中，法院在判決中責令TZ公司、陳某及其他被告人退賠集資參與人的經濟損失，這是刑事退贓退賠的體現。而民事賠償則是基于民事法律關系，由侵權人對受害人的損失進行賠償。在TZ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投資者作為受害人，其損失既可以通過刑事退贓退賠程序得到一定程度的彌補，也可能涉及到民事賠償問題。一種觀點認為，刑事退贓退賠與民事賠償應當相互協調，以充分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在TZ公司案中，刑事退贓退賠程序應當優先進行，通過對TZ公司和陳某等被告人的財產進行清查和處置，盡可能追回犯罪所得，退賠給集資參與人。如果刑事退贓退賠不足以彌補投資者的全部損失，投資者可以在刑事訴訟結束后，通過民事訴訟程序要求TZ公司和陳某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種觀點的依據在于，刑事退贓退賠是對犯罪行為的直接制裁和對被害人損失的初步彌補，而民事訴訟可以進一步追究被告人的民事侵權責任，確保被害人的損失得到全面賠償。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刑事退贓退賠和民事賠償存在競合關系，被害人只能選擇其一進行主張。他們認為，無論是刑事退贓退賠還是民事賠償，其目的都是為了彌補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如果允許被害人同時主張兩者，可能會導致被害人獲得雙重賠償，這與損害賠償的填平原則相悖。在TZ公司案中，這種觀點主張應當明確規定被害人在刑事退贓退賠和民事賠償之間進行選擇，避免出現重復賠償的情況。在實踐中，對于民事賠償與刑事退贓退賠關系的處理，不同地區的法院可能存在不同的做法。有些法院支持被害人在刑事退贓退賠后，就未獲足額賠償的部分提起民事訴訟；而有些法院則認為刑事退贓退賠已經涵蓋了對被害人損失的賠償，不再支持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這種差異導致了司法實踐中的不統一，也給被害人的權益保護帶來了一定的困惑。在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如何妥善處理民事賠償與刑事退贓退賠的關系，對于公正解決案件、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需要進一步明確法律規定和統一司法裁判標準。四、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法律適用分析4.1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相關法律規定解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我國刑法體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其相關法律規定對于準確打擊此類犯罪、維護金融秩序穩定起著關鍵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有前兩款行為，在提起公訴前積極退贓退賠，減少損害結果發生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一法條明確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基本構成要件和刑罰幅度，為司法實踐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從犯罪構成要件來看，該罪的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在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TZ公司作為單位，陳某作為自然人，均符合主體要件。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擾亂金融秩序，仍積極實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TZ公司和陳某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通過網絡宣傳和推廣方式吸引公眾投資，其主觀故意十分明顯。客體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侵犯的是國家金融管理制度，TZ公司和陳某的行為嚴重擾亂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破壞了國家對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客觀方面，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22修正）第一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需同時具備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社會性四個特征。在TZ公司案中，TZ公司在未經有關部門依法許可的情況下，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體現了非法性；通過網絡、媒體等多種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展示公司的“雄厚實力”和“輝煌業績”，吸引公眾投資，滿足公開性特征；承諾給予投資者年化收益率高達15%-20%的回報，遠遠超出正常金融投資收益水平，具備利誘性；其吸收資金的對象涉及社會不特定公眾，包括普通公眾、公司職工以及陳某的親友等，符合社會性特征。這些行為特征與法律規定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客觀構成要件高度契合。關于刑罰幅度，法律根據犯罪情節的輕重進行了區分。對于一般情節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當出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時，刑罰提升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若達到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則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在TZ公司、陳某案中，涉案金額高達4.4億元，屬于數額特別巨大的情形，法院最終判處陳某有期徒刑15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0萬元，體現了法律對嚴重犯罪行為的嚴厲懲處。同時，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在提起公訴前積極退贓退賠，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規定，這一規定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鼓勵犯罪嫌疑人積極挽回損失，減少社會危害。在TZ公司案中，如果TZ公司和陳某在提起公訴前積極退贓退賠，法院在量刑時會予以考慮，從輕或減輕處罰。4.2本案對法律規定的具體適用情況分析在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法院嚴格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對TZ公司和陳某的行為進行定性和量刑，確保了法律的準確適用和司法的公正裁決。在定性方面，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22修正）的規定，對TZ公司和陳某的行為進行了全面審查。法院認定TZ公司在未經有關部門依法許可的情況下，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通過網絡宣傳和推廣方式，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其行為同時具備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社會性四個特征，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TZ公司未經金融監管部門許可，擅自開展所謂的互聯網金融業務，吸收公眾存款，體現了非法性；利用網絡平臺廣泛宣傳，吸引大量公眾關注和投資，滿足公開性；承諾給予年化收益率高達15%-20%的回報，遠遠超出正常金融投資收益，具備利誘性；吸收資金的對象涉及社會上的普通公眾、公司職工以及陳某的親友等不特定群體，符合社會性。陳某作為TZ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親自策劃、組織和指揮了非法吸存活動，其個人意志貫穿整個犯罪過程，應與TZ公司共同承擔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刑事責任。對于偽造公司印章罪，法院認為TZ公司和陳某偽造知名金融機構和企業印章的行為，侵犯了公司的正常管理秩序和信譽，破壞了社會公信力和交易安全，構成偽造公司印章罪。雖然偽造公司印章行為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存在一定關聯，但兩者具有相對獨立性，不屬于牽連犯，應數罪并罰。法院綜合考慮TZ公司和陳某的犯罪事實、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最終認定TZ公司和陳某同時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偽造公司印章罪。在量刑環節，法院依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充分考慮了TZ公司和陳某的犯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由于TZ公司涉案金額高達4.4億元，屬于數額特別巨大，且造成了眾多投資者的重大經濟損失，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法院依法對TZ公司判處高額罰金人民幣1000萬元，以嚴厲懲戒其犯罪行為。陳某作為主要責任人，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活動中起到了核心策劃和指揮作用，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15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0萬元。對于其他33名被告人，法院根據他們在案件中的具體行為和責任大小，分別判處不等的刑罰。對于在TZ公司擔任重要管理職務、積極參與非法吸存活動的骨干成員，如市場部經理王某、客服部主管李某等，因其在犯罪活動中作用較大，被判處有期徒刑7-10年不等，并處罰金人民幣50-100萬元；對于參與程度相對較低、僅起到輔助作用的普通業務員張某、趙某等，判處有期徒刑3-5年不等，并處罰金人民幣20-50萬元。對于部分情節較輕、具有從犯情節且有自首、立功等從輕或減輕情節的被告人，如錢某，法院依法判處緩刑，并根據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判處相應的罰金。此外，法院在判決中還充分考慮了TZ公司和陳某是否存在積極退贓退賠等情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第三款規定，在提起公訴前積極退贓退賠，減少損害結果發生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如果TZ公司和陳某在提起公訴前積極退還投資者的本金和利息，主動減少投資者的經濟損失，法院在量刑時會依法對其從輕或減輕處罰。但在本案中，若TZ公司和陳某未能積極退贓退賠，法院則會根據其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公正的判決，以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維護法律的尊嚴和社會的公平正義。4.3法律適用中存在的問題與完善建議在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的法律適用過程中，暴露出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案件的公正裁決，也對金融秩序的維護和公眾權益的保護帶來了挑戰。當前法律適用中存在著一些模糊地帶。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認定方面，雖然法律規定了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社會性四個特征，但在具體實踐中，對于每個特征的界定仍存在爭議。以非法性為例，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新的金融業務和模式層出不窮，如何準確判斷某種行為是否違反金融管理法規，未經許可吸收公眾存款變得愈發困難。一些新興的互聯網金融業務，其運營模式復雜多樣，涉及多個金融領域和監管部門，法律規定的滯后性導致在判斷其是否具有非法性時缺乏明確的標準，容易引發爭議。在公開性的認定上，對于網絡宣傳的范圍和程度如何界定，以及口口相傳這種宣傳方式在何種情況下應認定為公開宣傳，也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使得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的判斷標準不一致，影響了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和公正性。在犯罪金額的確定上，法律規定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區分合法與非法借款時，缺乏明確的判斷標準和具體的操作指引，導致司法實踐中對于一些復雜的資金往來情況難以準確認定。對于一些看似合法的借款合同，但實際上是為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而簽訂的情況，如何判斷其本質和性質，需要更詳細的法律規定來指導。在處理已歸還本金和利息的情況時，雖然司法解釋規定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以行為人所吸收的資金全額計算，但對于已歸還的部分在量刑時如何具體考量，缺乏明確的量化標準，容易導致量刑的不均衡。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的區分在法律適用中也存在問題。雖然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對單位犯罪的構成要件和認定標準作出了規定，但在實際案例中，如TZ公司案，TZ公司雖以單位名義開展業務，但陳某的個人意志在犯罪過程中起到了主導作用，這種情況下如何準確區分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法律規定不夠明確。在判斷公司的行為是否體現單位意志，以及如何認定個人行為與單位行為的界限等方面，缺乏具體的判斷方法和依據，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困難。為了完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進一步明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構成要件的認定標準。對于非法性，應結合金融市場的發展變化，制定詳細的判斷標準和指引，明確哪些新興金融業務和模式需要經過金融監管部門的許可，以及未經許可開展相關業務的法律后果。對于公開性，應明確網絡宣傳的范圍和程度的認定標準，規定口口相傳在何種情況下應認定為公開宣傳，例如，如果口口相傳的信息是由行為人主動傳播或明知其會廣泛傳播而放任不管，且信息內容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相關內容，就應認定為公開宣傳。在利誘性和社會性的認定上，也應進一步細化標準，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完善犯罪金額的確定規則。制定明確的區分合法與非法借款的判斷標準，綜合考慮借款的目的、資金流向、借款對象的不特定性等因素，判斷借款行為的本質。對于已歸還本金和利息的情況，應制定具體的量刑考量標準，明確已歸還部分在量刑時應如何從輕或減輕處罰，例如，可以根據已歸還的比例確定相應的量刑折扣，以實現量刑的公正和均衡。在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的區分方面，應進一步明確判斷標準和方法。在判斷公司行為是否體現單位意志時，可以從公司的決策程序、決策主體、行為目的等方面進行綜合考量，如果公司的決策是由公司管理層集體作出，且行為目的是為了單位的利益，應認定為單位意志；如果是個人擅自作出決策，且主要為了個人利益，則應認定為個人意志。明確個人行為與單位行為的界限，規定個人在何種情況下的行為應歸責于單位，何種情況下應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避免出現法律適用的混亂。通過這些完善建議，可以使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更加科學、合理、完善，為司法實踐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依據，更好地打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維護金融秩序和公眾權益。五、類似案件的比較與啟示5.1選取典型類似案例進行對比分析為了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特點和規律，選取了與TZ公司案具有相似特征的典型案例進行對比分析，包括XX財富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和YY投資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XX財富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XX財富公司同樣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宣傳方式吸引公眾投資。該公司聲稱擁有專業的投資團隊，能夠為投資者提供高收益、低風險的投資項目，承諾年化收益率在12%-18%之間。在線上，XX財富公司利用公司官網、社交媒體平臺等發布大量宣傳信息，展示公司的“成功投資案例”和“雄厚實力”；在線下，通過舉辦投資講座、產品推介會等活動，邀請潛在投資者參加，由公司的銷售人員向他們詳細介紹投資項目和收益模式，并進行現場答疑和推銷。與TZ公司案類似，XX財富公司在未經金融監管部門許可的情況下，擅自開展所謂的投資理財業務，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其行為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從犯罪金額來看，XX財富公司涉案金額高達3億元，涉及投資者人數眾多，給投資者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在處理結果上，法院最終認定XX財富公司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對公司判處罰金人民幣800萬元，對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判處有期徒刑12年，并處罰金人民幣300萬元。其他參與非法吸存活動的相關人員也根據其在案件中的具體行為和責任大小，分別被判處相應的刑罰。YY投資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則呈現出一些不同的特點。YY投資公司以投資虛擬貨幣、區塊鏈項目為名，吸引公眾投資。公司宣稱其投資的虛擬貨幣和區塊鏈項目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投資者可以在短期內獲得數倍甚至數十倍的回報。為了增加宣傳的可信度，YY投資公司還邀請了一些所謂的區塊鏈專家和行業知名人士為其站臺背書，聲稱這些項目得到了專業機構的認可和支持。與TZ公司和XX財富公司不同，YY投資公司主要通過線上宣傳推廣，利用網絡直播平臺、虛擬貨幣論壇等渠道，向全球范圍內的投資者發布宣傳信息，其吸存范圍更加廣泛，涉及的投資者地域跨度大。在犯罪金額方面，YY投資公司涉案金額達到5億元，由于其吸存范圍廣，涉及的投資者人數難以準確統計，但可以確定的是，眾多投資者因參與YY投資公司的項目而遭受了重大損失。在案件處理過程中，法院認定YY投資公司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鑒于其犯罪情節嚴重，社會危害極大，對公司判處了高額罰金人民幣1500萬元，對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判處有期徒刑15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0萬元。其他相關責任人也受到了相應的刑事處罰。將這兩個案例與TZ公司案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它們在犯罪手段、金額和處理結果等方面存在一些異同點。在犯罪手段上，三個案例都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通過宣傳推廣吸引公眾投資，但宣傳方式和吸存范圍略有不同。TZ公司主要通過網絡宣傳推廣，吸存對象以國內公眾為主；XX財富公司采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吸存范圍也主要集中在國內；而YY投資公司則主要通過線上渠道，向全球范圍內的投資者進行宣傳吸存。在犯罪金額上，三個案例涉案金額都十分巨大，給投資者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但YY投資公司的涉案金額最高，反映出其犯罪規模更大。在處理結果上，法院都認定三家公司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并對公司和主要責任人判處了相應的刑罰，但由于犯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的不同，具體的刑罰幅度存在差異。YY投資公司因犯罪情節最為嚴重，受到的刑罰也最為嚴厲。通過對這些類似案例的對比分析，可以更清晰地認識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為防范和打擊此類犯罪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參考。5.2總結類似案件的共性與差異通過對TZ公司案、XX財富公司案和YY投資公司案等類似案件的對比分析，可以總結出它們在犯罪構成、法律適用和社會影響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共性與差異。在犯罪構成方面，這些案件存在明顯的共性。在犯罪主體上，均涉及單位和個人，TZ公司、XX財富公司和YY投資公司作為單位主體，通過公司組織形式實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而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如TZ公司的陳某、XX財富公司的負責人以及YY投資公司的負責人等，作為個人主體在犯罪過程中起到了主導和策劃作用。在主觀方面，各案件的犯罪主體均表現為故意，明知自己的行為會擾亂金融秩序，仍積極實施非法吸存行為，以追求高額利益。在客觀方面，都具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四個特征，即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和社會性。這些公司在未經金融監管部門許可的情況下，通過網絡宣傳、舉辦投資講座等多種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承諾給予投資者高額回報，吸引社會不特定對象參與投資，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然而，在具體的犯罪手段和行為方式上，這些案件也存在一些差異。在宣傳方式上，TZ公司主要依賴網絡宣傳和推廣，通過社交媒體平臺、搜索引擎等網絡渠道發布大量宣傳信息；XX財富公司采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除了利用網絡宣傳外，還通過舉辦線下投資講座、產品推介會等活動吸引投資者；YY投資公司則主要通過線上宣傳，借助網絡直播平臺、虛擬貨幣論壇等新興網絡渠道，向全球范圍內的投資者進行宣傳，其宣傳范圍更廣，傳播速度更快。在吸存對象上，雖然都面向社會不特定對象，但TZ公司和XX財富公司的吸存對象主要集中在國內，而YY投資公司由于其線上宣傳的特點，吸存對象涉及全球多個地區，地域跨度更大。在法律適用方面，共性體現在均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定罪量刑。法院在審理這些案件時，都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對犯罪行為進行全面審查，判斷是否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并根據犯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確定刑罰。但在具體的法律適用細節上，也存在差異。在犯罪金額的認定上，由于各案件的涉案金額不同，以及在區分合法與非法借款、處理已歸還本金和利息等方面存在不同情況，導致法律適用時的具體標準和考量因素有所差異。例如，TZ公司涉案金額高達4.4億元，XX財富公司涉案金額為3億元，YY投資公司涉案金額達到5億元，不同的涉案金額在量刑時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在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的區分上，雖然法律規定了明確的標準，但在實際案件中，由于各公司的運營模式和決策機制不同，判斷公司行為是否體現單位意志以及個人行為與單位行為的界限存在一定難度，不同案件在這方面的認定和法律適用也會有所不同。從社會影響來看，這些案件都對金融秩序和投資者權益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它們擾亂了正常的金融市場秩序，破壞了金融機構的信譽和公信力，影響了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大量投資者的資金無法收回，給投資者及其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精神壓力，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投資者上訪、群體性事件等，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穩定。然而，不同案件的社會影響程度和范圍也存在差異。YY投資公司由于其吸存范圍廣，涉及全球眾多投資者，其社會影響范圍更大，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對國際金融秩序也產生了一定的沖擊；而TZ公司和XX財富公司的社會影響主要集中在國內，對國內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了較大的影響。此外，不同案件引發的社會關注焦點也有所不同，TZ公司案可能更關注網絡金融監管和投資者風險意識的問題，XX財富公司案可能側重于線上線下結合的非法集資防范，YY投資公司案則可能更多地關注新興金融領域如虛擬貨幣、區塊鏈項目的監管和風險防范。5.3從類似案件中獲得的對本案的啟示通過對TZ公司案、XX財富公司案和YY投資公司案等類似案件的深入分析，能從中獲得許多對TZ公司、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的寶貴啟示，這些啟示對于理解此類案件的本質、準確適用法律以及加強防范措施具有重要意義。在犯罪預防方面，加強金融監管是至關重要的。從這些類似案件可以看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發生往往與金融監管的漏洞和不足密切相關。在TZ公司案中，TZ公司在未經金融監管部門許可的情況下，擅自開展所謂的互聯網金融業務，通過網絡宣傳和推廣方式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而監管部門未能及時發現和制止，導致犯罪行為得以持續進行。同樣，在XX財富公司案和YY投資公司案中，也存在監管不到位的問題，使得這些公司能夠以各種虛假的名義進行非法集資活動。因此，為了有效預防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發生，金融監管部門應加強對金融市場的全方位監管，建立健全常態化的監管機制，加大對各類金融活動的審查力度，及時發現和處理違法違規行為。要加強對新興金融領域和業務的監管，隨著互聯網金融、虛擬貨幣、區塊鏈等新興金融模式的不斷涌現，監管部門應密切關注這些領域的發展動態，制定相應的監管政策和標準，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新興技術進行非法金融活動。提高公眾的風險防范意識也是預防此類犯罪的關鍵。在類似案件中，許多投資者由于缺乏金融知識和風險意識，被犯罪分子的虛假宣傳和高額回報所迷惑，輕易地將自己的積蓄投入到非法金融項目中，最終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在TZ公司案中，眾多投資者被TZ公司承諾的年化收益率高達15%-20%的回報所吸引，忽視了投資風險和公司的合法性，盲目進行投資。因此，應加強金融知識普及和風險教育，通過各種渠道，如學校教育、社區宣傳、媒體報道等，向公眾普及金融知識和投資風險意識，提高公眾對非法金融活動的識別能力和防范意識。鼓勵公眾在進行投資時，要保持理性和謹慎，仔細了解投資項目的背景、風險和收益情況，避免被高額回報所誘惑，選擇合法、合規的金融機構和投資產品。在法律適用方面，類似案件為TZ公司案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在認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時，應嚴格按照法律規定，準確把握犯罪構成要件。對于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和社會性這四個特征的認定，要綜合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避免出現錯誤的判斷。在TZ公司案中，對于TZ公司行為的非法性認定，不能僅僅依據其與某些機構建立的虛假合作關系，而應深入分析其行為是否違反金融管理法規，未經許可吸收公眾存款；在認定公開性時，要考慮網絡宣傳的范圍和程度，以及口口相傳等宣傳方式是否達到向社會公開宣傳的效果；對于利誘性和社會性的認定，也要結合案件事實，準確判斷TZ公司的行為是否符合相關特征。在量刑時，應充分考慮犯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做到罪責刑相適應。不同案件的犯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各不相同，在量刑時應根據具體情況進行綜合考量，確保刑罰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在司法實踐中，還應加強司法機關之間的協作與配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往往涉及多個地區、多個部門，需要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之間密切協作，形成打擊合力。在TZ公司案中，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需要與金融監管部門、其他地區的公安機關等進行協作，獲取相關證據和信息；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要與公安機關和審判機關進行溝通協調，確保案件的順利起訴和審判；審判機關在審理案件時，也要充分聽取檢察機關和被告人的意見，依法作出公正的判決。通過加強司法機關之間的協作與配合，可以提高案件的辦理效率和質量，更好地打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防范與治理對策6.1加強金融監管層面的對策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是防范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關鍵環節。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創新，金融業務日益復雜多樣，這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監管部門應根據金融市場的新變化，及時調整和完善監管政策和制度，確保監管的全面性和有效性。在互聯網金融領域，由于其具有虛擬性、跨地域性等特點，傳統的監管模式難以有效應對。因此，需要建立專門針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制度，明確互聯網金融企業的準入門檻、業務范圍、信息披露要求等，規范互聯網金融企業的運營行為。加強對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的監管是防范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重要舉措。監管部門應加大對金融機構的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管力度，定期對金融機構的業務開展情況、風險管理狀況等進行